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什么强调要优化社会环境?

  关于人与社会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或许是最能引起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之一,但社会环境对人具有各种影响,则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昔时孟母为有利孩子的成长择其善邻而三迁其居,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重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针对未成年人好模仿、可塑性强等特点,把净化社会环境、减少不良因素侵蚀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任务,重点规定了对治安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综合治理。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未成年人对社会治安环境的感知是直观的。对他们来说,常发生于校园周围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下暴”行为(拦截殴打弱小者或强索弱小者的财物等)是他们最为憎恨的行为。实施“下暴”行为的,有些就是过去曾遭受“下暴”行为伤害的受害者。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也模仿对自己施暴者的行为对他人施暴。这种在报复和补偿心理驱使下的行为如果形成恶性循环,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带来消极影响:对一般人而言,人身和财物安全受到威胁;对施暴者而言,其行为由量的积累而产生质的变化,成为抢劫、故意伤害等犯罪的萌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要求公安机关“加强中小学校周围环境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处理中小学校周围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也“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维护中小学校周围治安的工作”。这种治安协助形式相对比较灵活,可采取自愿巡逻,也可采取固定值班。尽管它不一定能在预防犯罪中单独起作用,但它可以使潜在罪犯感到社区一直处于戒备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治安环境并不限于“下暴”行为。由于未成年人对社会现象的识别能力、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弱,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会寻机趁虚而入,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禁止的不良行为或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或者为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提供条件,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的有关规定,应该受到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禁止任何人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同时,要求发现上述行为的监护人和学校等方面向公安机关报告,并由公安机关及时依法查处。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国际毒潮日益泛滥的背景下,国内吸、制、贩毒活动日益突出。1998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近60万人,比1990年翻了3番。毒品问题往往与暴力、凶杀、黑社会犯罪联系在一起,是许多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的重要诱因。1998年查获的毒品犯罪案件数是1991年的22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更为严重的是,在吸毒人员中,85%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最小的只有8.9岁;85%是在不知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受人引诱而吸毒的。江泽民同志在参观全国禁毒展览时指出,要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定要抓好禁毒教育,帮助未成年人认识毒品危害,抵制毒品诱惑,远离毒品。这是关系到民族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

  文化环境问题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环境包括所有与精神文化活动相关的环境,而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的“文化环境”则主要指对未成年人思想行为有直接影响的传播媒介(如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广播电影电视以及计算机网络等)的宣传导向和文化娱乐场所(如电子游戏厅、歌舞厅、台球厅等)的运行状况。前者使未成年人作为受众(听众、观众、读者)而直接影响其思想,后者则能使未成年人作为消费者而直接影响其行为。关于传播媒介非法传播的暴力、色情等信息与未成年人犯罪的联系,学者、实际工作者和有关部门都做了大量调查,证明两者之间确有联系。江苏省少管所对在押233名性欲型罪犯的调查表明,74.9%的人看过或经常看黄色录像、淫秽书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调查了115名死刑犯的童年后发现,其中有103名看过黄色录像、淫秽书刊,比例高达89.6%。文化娱乐场所的违法经营诱使一些未成年人沉湎其中,导致一些人为维持非正当消费铤而走险,引发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北京市少管所在押犯中,就有54%的人经常光顾电子游戏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消除文化环境中的这些消极因素的目标出发,规定禁出、禁售、禁租含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禁止利用通讯、计算机网络等方式提供上述内容及信息;禁止在中小学校附近开办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以及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中小学校附近以外区域开办这些场所的,需设置明显的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的标志,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以减少未成年人受到不良文化环境影响的机会。